就像美国作家房龙先生在书里描述的法国的情况：“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直接产生于……地理位置。因为他们所占据的这块……大地，绝对是自给自足的。如果能在你的后院获得，你为什么还要出国，去改变一下气候或景观?如果只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能从20世纪返回12世纪，或者从一个充满微笑、满目青翠的古堡到达一个到处都是沙丘和挺拔松树的极其神秘的地方，你为什么还要周游世界，去学习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风俗?……你为什么还”要去使用护照和信用卡、去吃倒胃口的食物、去喝酸酒，或去看僵硬的北方农民那呆板、平庸的脸孔?”昆明人深知这一点，昆明人都是家乡宝，老死不离开这个地方。外地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到昆明来，是来享受生活、挣钱、放松、旅游、做爱、吃喝、摄影留念、穿花裙子、呼吸空气和阳光，甚至于娶妻生子，没有哪个会想到这里来叱咤风云，领导时代潮流。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成为过历史上某某大战的战场，也没有建造过一座全国顶礼膜拜的宫殿，它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淑女、母亲、绑着小脚的老外婆、奥勃罗摩夫式的人物和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在遥远的高原上，昆明天高皇帝远，对改朝换代不感兴趣，对中原逐鹿不感兴趣。“窃人生最关紧要之事莫为衣、食、住三者；天下最伤情之事，亦莫如生活被人剥夺。”(20年代昆明工商界的一份文件)昆明感兴趣的是过日子、“口福”，市民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这就是昆明世界的生活。一个无比缓慢的城市，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而置那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的列车于不顾。懒散，慢吞吞，“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无疾而终。你要去改造世界、去夺取天下、去“彼可取而代也”，你就离开昆明。呆在昆明，永远没有君临天下的机遇。云南出产的大人物郑和?聂耳都是离开了昆明，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延安去……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和声名。对于野心勃勃渴望风起云涌的人物来说，昆明是一潭死水，一个不会成功的地方,一个不会“出事”的地方，永远落后于时代，在时代的聚光灯之外，总是位于“过时”之中，总是处于“生活在别处”的焦虑中，孤独、寂寞、永远赶不上时髦。但对于一个热爱日常生活超过“日日新”的在路上的生活的人来说，此地却是一个充满生活之欢乐的天堂。正如昆明诗人孙髯翁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所说：“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三春杨柳、九夏芙蓉”。这是一个对身体而不对野心有益的城市，它是为人生为栖居而创造的，它代表的人类建造城市的最朴素的理想。它不是某种文明或征服史的象征，它不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建功立业的码头、你唱罢我登台的戏台。它只是大地、花朵、灿烂的阳光、丰饶的物产、只是让人安居乐业的寓所。如果你要过日子，你就留下来。选择或抛弃昆明，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哲学立场。一个功利主义者、历史决定论者、一个渴望“日日新”的人物会放弃昆明，但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李渔式的人物则会选择昆明。
直到20世纪初，昆明已经成为云南高原上惟一的现代城市，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调查、昆明有普通住户25266户，船民住户465户，寺庙僧道106户，合计25837户，共十一万八千多人。这个城市依然过着一种朴素的、怡然自得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已经风起云涌的19世纪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遥远的梦。人民早睡早起，很多人家是鸡鸣三遍起床，到60年代依然如此，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我外祖母养的鸡，它总是五点半就开始啼叫，但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世界和人生可以没有鸡叫么?晚间城门及栅栏关得很早，大南门晚9时关闭。其它各城门5点关闭。城内各坊、各栅子也在10点左右关闭。每天下午5点，一声炮响，东、北、西城门关闭。夜10点又一炮，全城所有门都关闭，要进出城门只有等天亮了。此种风气一直传到今天，昆明现在还经常一到夜里12点，许多单位公寓就要关大门，许多人就恐慌起来，“要关大门了！”只好结束了刚刚开始的夜生活，赶回家去。旧日昆明的时间是多种多样的，还没有统一到格林威治的12个数字上来。鸡鸣是一种时间，鸣炮是一种时间。早晨街道上铺面下门板的声音是一种时间，黄昏卖纸烟的铺子掌灯是一种时间，小巷里樱花落下是一种时间。太阳照着刘家的房头草是一种时间，火车的汽笛声从南方的天空下传来是一种时间，倒垃圾的大爹摇响铃铛是一种时间，云南大学的钟楼敲钟是一种时间，有人挑着山茶花来卖是一种时间、燕鸿居开始卖阳春米线是一种时间，有闲阶级看看手腕上的表、是一种只有一个枯燥罗马数字、没有气时间，有闲阶级看看手腕上的表、是一种只有一个枯燥罗马数字、没有气味色彩光线变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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